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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结构性存款的历史，其发展要早于理财产品。2002年9月光大银行首先推行结构性存款业务；2003年四大行相继推出以美元为基准货币的结构性存款，随后多种结构性存款产品逐步涌现。2017年以前结构性存款规模不大，一直以来也并未受到市场重视。随着近两年结构性存款规模的激增，其法律地位亟待明确。杨荣认为，在资管新规正式落地以及当前严监管背景下，监管当局拟限制部分结构性存款产品发行结构性存款的业务是可预期的。预计会有进一步的监管细则出台，未来监管可能会保留“真结构”严控“假结构”。

第四是人才队伍建设，传统信托业务偏投行，团队配置具备高学历、有一定资源的特点，而消金业务更偏向于互联网，采用一种流水线、群体型“作战”模式；在人才队伍特点不一样的情况下，传统信托公司激励考核文化是否能适应消费金融业务需要进一步观察。百瑞信托博士后工作站研究员谢运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是每一家信托公司都适合去发展消费金融业务，信托公司对消费金融业务应该理性。信托公司在参与消费金融业务之前，应首先明确能够在该项业务上持续投入多少资源，以及消费金融业务在整个公司的业务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如果只是“浅尝辄止”，投入的资源相对于获得的业务收益，可能并不划算。

②除BAT外，互联网第二梯队也在攻城掠地。京东2015年曾投资69家达到高峰，近两年对外投资放缓；小米去年达到45家的对外投资高峰，2018年仅为20家（但除小米投资外，雷军的顺为资本有更多布局）；美团对外投资起步晚，近年来呈现平稳提升态势，2018年对外投资9家公司。

澎湃新闻查阅财政部、湖南财政厅相关文件发现，新能源客车补贴标准根据车辆带电量、充电倍率以及调整系数等，有着相对复杂的计算公式。媒体此前报道，6-8米纯电动客车是“骗补重灾区”。在2013-2015年的补助标准中，每一辆这样的车，国家会给予30万元的补贴；地方政府也会按相应比例配套补贴。这样一来，企业销售一辆6-8米纯电动客车，最多能够获得60万元的补贴。申宇翔介绍，当时湖南的政策是，省市按3：7的比例配套补贴。

张凤仪只是农村贫困户的一个小小缩影。对他们而言，以前的日子是一天天捱过去的；但现在，在党和政府、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日子是一天天奔着走的。刘兴妙和丈夫原本在广东打工。但三年前，由于家中的老人生病，两夫妻不得不回到老家照料。丈夫在家周边打短工，刘兴妙全职照顾老人和孩子。收入减了一大半，家里人又陆续生病，夫妻二人背上了一身债务。

值得提及的是，保险资管机构披露年报，也让外界有机会深入了解保险资管公司的经营情况。但遗憾的是，大部分公司仅仅挂出几个简单表格，没有披露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的具体科目，只有华泰资产等少数公司披露得比较详尽。对于资管机构而言，管理资产规模是外界极其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不过这一数据无法在年报中看到。目前保险资管公司中，只有头部的少数几家通过官网等渠道自主发布管理资产规模，不得不说，保险资管公司的信息披露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未来，期待保险资管能主动发布包括这一数据在内的更多信息，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亮相大资管市场。